2011年8月11日 星期四

捕捉與點亮微光的手──專訪紀錄片導演馬躍.比吼

文/劉美妤

說起馬躍.比吼(Mayaw Biho),很多人會先想到他的招牌卷髮,和帶點詼諧卻總是火力十足的言談。和馬躍一起工作時,我老覺得他積極得嚇人,沒有顧忌地堅持實行一切他認為對的事,他不准我們叫他導演、或kaka(阿美族語對兄姐的敬稱),馬躍就是馬躍。這樣的他,隱身在攝影機後頭近二十年,半原半漢的血統,因在部落成長而有著阿美族自我認同,用原住民的眼睛觀看、讓原住民說自己的故事。從《我們的名字叫春日》開始到新片《山裡的微光》,他用紀錄片凝視原住民議題的一切:名字、語言、社會文化、傳統領域、都市部落。他的攝影機是故事講台,也是運動的載體。這兩三年來,八八災區重建問題、原住民族自治法問題、東部國有土地BOT開發造成阿美族傳統領域遭侵奪的情況愈來愈緊迫,他投注於運動的心力漸增。一向不喜歡「站在台前」的馬躍三個月前終於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:投入年底的立委選舉。
於此同時,八八風災屆滿兩週年。馬躍八月初完成新作《山裡的微光》,近兩年的陪伴,捕捉那瑪夏災區重建至今部落工作者的點滴。長年奔波台灣各地拍紀錄片的他早已習慣行程緊湊的長途來回,但依舊深感於往那瑪夏路途的遙遠與破碎。看著這樣的風景以及部落重建的辛勞苦痛,他知道太多事情刻不容緩。從以紀錄片散播改變的種子、耐心等待抽芽,到現在決意向政治體制敲門,馬躍.比吼開始從攝影機後走出來,說說自己。
微光周身的暗影
《山裡的微光》在這個時間點發表,加上周美青身為此片贊助者至善基金會原鄉活泉計畫的認養人之一、出席首映會,引起媒體關注;卻也帶出相當程度的荒謬,因為幾天後,她的丈夫馬英九再一次前往屏東禮納里永久屋,說出「有如普羅旺斯」的驚人之語,令許多災民和關心者大為不滿。莫拉克災後重建條例引進民間團體總攬重建工程,而部分慈善團體如慈濟徹底漠視災區原民文化與自力重建的要求,甚至高雄縣/市政府也一味迎合慈濟,使災後重建的混亂形成更大的災難。至善基金會參與重建的方式重於陪伴,協助部落工作者進行比硬體建設難上百倍的生活重建,雖過程中也難免疲勞與衝突,這種方式畢竟尊重災民之於重建的主體性。
是那樣深沈的黑暗,圍繞著這支紀錄片捕捉下的微光,才顯得這點微光令人心痛地珍貴。《山裡的微光》裡的主要敘事者、達卡努瓦工作站站長阿布娪是返鄉參與重建的達卡努瓦部落Kanakanavu族人,這支在官方分類上被誤歸入鄒族、因殖民政策而多說布農語的原住民族僅四百多人,他們的名字下了山就幾乎不再存在,小小的願望是希望世人知道Kanakanavu就是Kanakanavu。阿布娪和她的夥伴們致力於重建族人生活的樣貌,更努力尋回瀕危的傳統文化。馬躍.比吼去年作品《Kanakanavu的守候》即開始談這個在那瑪夏深山中的孤島村落,族人們如何在災後回到山上,展開各方面的重建。
延續至《山裡的微光》,我們看見小米田從播種到收割、看見男子聚會所Cakuru裡的儀式和文化空間「女窩」如何活動。首映會上,阿布娪說:「在社會談文化復建時,Kanakanavu不是被看見的,不是能復建的。」他們卻在萬般艱難下展開漫長的工作,把老人家的智慧找回來、把祭儀、語言和作物找回來,展現了在地豐富的生命力。更有許多容易被忽略的重要環節,阿布娪找到朋友率醫療團隊上山為老人家做視力檢查,馬躍印象深刻,有一位阿嬤拿到眼鏡戴上後驚嘆:原來山是這麼的綠!
從至善基金會支援部落青年的重建角度再反觀慈濟施恩式的重建,是在所謂慈善和謙卑之間的抗衡關係。「我不欣賞那種愛人的方式。」馬躍簡單坦承,「慈濟不上山、不與災民對話,只與外界對話。他們建設硬體,那麼族群呢?文化呢?心靈呢?政府至今沒有重建南沙魯國小(民族國小),大人為了孩子就學方便只得下山,這是非常高明的滅族政策。不在原鄉,怎麼做河祭?」他說,河祭獨一無二,其他民族崇拜山、海,唯有Kanakanavu與河流對話。這條河是楠梓仙溪上游達卡努瓦溪,別無分號。「在永久屋,各個族群混在一起,而且沒有祭典。族群融合的意思就是被消滅,少數就是被『融合掉』的。」馬躍這麼看待所謂族群融合。
兩年前,八八風災過後一個月,許多那瑪夏的災民紛紛從山下的營區返鄉重建,馬躍同樣在那個時間點開始拍片,每一次往返,都是政府災後重建延宕的切身體驗。那瑪夏、桃源兩鄉至今道路仍嚴重不便,往那瑪夏的路是河床上架起的臨時便道,往桃源的路更直接走在河床上,大雨一來就中斷,兩鄉各部落都有不少人因延誤就醫而去世。阿布娪一再撥出最不想打的電話,一次次訂來愛心棺木,送別一個個比她年輕的靈魂。不只道路,民生用水也都是各家各戶自己攀上陡坡接水管、引山泉水用,「光是接水管,我就可以再獨立剪一支片出來。」馬躍說。每個問題都如此重大,《山裡的微光》於是呈現著重建工作裡的諸多面向,像重建工作者的日記,以阿布娪每週在廣播電台溫柔的聲音貫串。
慢工細活的影響力

《山裡的微光》存在的背景,正是政府長期對原住民意願及主體性的忽視。這層背景,不僅在於八八風災重建政策中,也同樣廣泛地造成原住民土地權、環境資源權、自治權至今無法落實或僅部分落實。1974年加拿大第一民族領袖George Manuel將「第四世界」這詞彙與原住民族扣連,可以從這裡看見原住民族作為一個異於所謂國家之集體的政治位置。
馬躍自1995年世新大學廣電系電影組在學時開始拍紀錄片,從自己所屬的族群邦查開始,再到其他原住民族。拍片於他一直是緊湊的,不同於許多導演一年專注做一支影片,「我一年可以做三到五部片,同時在拍。早上在南投、下午在高雄、晚上到台東,常常是這樣子拍的。」他說。過去他偏向純粹拍片,抗議活動比較少。「後來,生氣、不滿的事情愈來愈多,如果記者會能改變,那就做,多做一點。影片的影響很慢,像在山上立即要用水,那怎能用拍片來改變呢?拍完片子人都走了。所以不得不用比較急的方式。」

曾有記者詢問過馬躍,自認在創作,還是在運動?他給人的印象確實是「運動的」紀錄片工作者,但他不認為兩者需要區分,創作是運動的一部分過程。「我也是在做創作啊。但創作完,才是故事的開始。去跑、去放映,才是影響的開始。」他說,「我沒那麼喜歡上街頭,如果我透過影片的影響就把你打敗,那為什麼要上街頭?」
過去,他專注在紀錄片所談議題對原住民社群內外的影響。從「人名」開始,再談「地名」,逐步促使社會看見原住民族主體性。「光是人名我就拍了七部片,第一個是《請問貴姓》,第七個是一到六的總和,《請問蕃名》。」馬躍說,「我鼓勵原住民使用族名,換身分證比較複雜,但至少在書寫或網路上可以換。為什麼不換?因為漢人對我們不禮貌,大環境不好。很多人說原住民名字難唸,像之前有個原民會主委叫尤哈尼.伊斯卡卡夫特,很多人就說不會唸啊,記不起來。但美國有個州長,以前是電影明星的那個,叫什麼?阿諾史瓦辛格,為什麼那麼長,大家都會?而且那個姓還不是英文的,這跟難不難一點關係都沒有。」
對外,他透過放映座談、演講,使更多漢人理解;對內,影片播放也確實帶來影響。「有一次那布(布農族歌手)他們辦活動,結束之後大家喝酒聊天,那布跟大家說:你們知道他是誰嗎?他是馬躍。有個年輕人說:『啊?那個馬躍?我跟你說,我看了那個片子之後隔天就去換名字,我換了沒什麼了不起,後來我們部落十幾個人都去換名字。』看過這些影片,我也不會想說明天後天他就會去換名字,但七年、十年之後呢?」馬躍說,「不少以前反對的人現在也換名字了,做這些事情看不到盡頭,撒的種子要時間,芽種下去,三十年……要活得夠久才能看到。」他笑。

自己的名字打電話回家問長輩就知道了,但地名呢?對馬躍來說,尋回地名與還我土地的運動訴求密切相關,找回原住民土地概念的主體性難度更高。「先要做部落地圖,我的土地在哪裡、範圍多大、叫什麼名字、發展的過程,光是做這個就很難。」他說。他拍《光復‧噶馹佤》、《復興‧比亞外》,談比亞外的土地、鄒族部落地名等等,而後拍祭典、拍女性勞工,至三鶯部落拍《天堂小孩》和《我家門前有大河》也成為往後都市原住民運動的有力聲音。
拍紀錄片十幾年,馬躍靠著一場場演講不算豐厚的講師費維生。配合年初總統府公共事務室參議黃大鈞對陳情族人咆哮的事件,他今年把力氣主要放在談刻板印象。「刻板印象除了人、文化,還有土地,看待土地的方式。這一年我比較愛講話,講個議題、放一段影片。」他其實討厭拿麥克風,但為了議題宣傳,不得不演講,也在網路上放自己發言的影片。馬躍記得有場對一群校長的座談會,一開始就遇上反對使用族名的意見,但結束後,四十幾個校長裡有半數都邀他再去學校講。「那是說服的過程,有效的說服。有次在文山社大,一開始反對我想法的人到中間就改說:我支持你!結束時他竟然說:你等我一下,我要去提款,我希望你做更多。我才知道演講可以很有效果的,以前只是自己罵開心而已。本來我上台講話都不超過三分鐘,最近常常講一講,啊,三個小時過去了,片子都還沒播!」
另一種改變的可能

1999年,馬躍.比吼發表《心中的土地-目擊者田春綢》,秀林鄉太魯閣族人田春綢遠嫁日本,退休後回台,發現亞泥承租自己部落土地的過程中充滿欺騙,與日籍丈夫一起投入抗爭。「做到中風,土地也沒拿回來,老人家卻幾乎都走了,她非常悲痛。」馬躍無奈地說,「噶馹佤的傳統領域問題到法院處理也不了了之,法律本身的問題要從修法著手,修法必須到政治的層次去做,所以我才會做這種選擇,要走進政治領域。」馬躍今年五月中旬決定參選平地原住民選區立委,對原鄉長期由政黨派系操縱的政治模式提出挑戰。他沒有黨、沒有錢、沒有政治資歷,一方面徹底清白,另一方面就是徹底辛苦。
「確定要參選之後,每天打五到十通電話,從最熟的人開始打,打到關係較淡的。這個過程很好玩,光是我們部落就花很多時間。我一個年輕人,又不會講母語、很少在部落,要說服大家支持我很不容易。」他說。不同於原住民立委、地方首長及議員參選人都跑各部落祭典場合,大張旗鼓的為自己宣傳,馬躍卻偏好在祭典場外觀禮,隨性和人聊天,在拉勞蘭部落時,他被公開請到祭圈中間坐下,令他相當不安。對於「政治不介入祭典」這件事,他頗為堅持。「我們幾乎天天在都蘭,台東的總部在都蘭啊,但他們祭典,我就覺得不用去搶那個時間,沒有意義。我們之後去找,會是我們的票,就會是我們的。」他說。

馬躍的參選,標幟著年輕一代原住民運動者尋求改變的力量。「有些人是永遠的執政者,誰有權勢就是誰的人;我則是永遠的在野黨。」馬躍這麼說。對於選舉結果,他也看得很開:「如果沒選上就繼續當駐村藝術家或駐校藝術家啊,拍過三十幾部片,每天討論都討論不完,還有很多拍完了沒剪的。議題很多拍不完,我自己的部落都還沒拍完,但沒有去放、去座談,就浪費掉。要讓片子和很多人對話。」
「我不愛promote我自己。」他說。他默默的拍、辦影展、跑講座,過去不曾公開宣傳自己做過什麼,但為了土地與文化的快速流失,威脅族群生存權這件緊迫的事,現在決意拋下自己的害羞內向,去體制內推動修法。從影像創作走向國會,他所堅持的其實單純:改變族群間的不公義,讓原住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,僅此而已。